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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与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发布日期:2018/4/29 浏览次数:

      “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与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有一些与笔者熟悉的年青人很想了解有关故事,现根据记忆中与父亲的接触和父亲生前接受访谈的内容整理成文,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

       

       一九一九年夏,一艘日本商船停靠在上海口岸,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一位身着日本学生装的青年,他一下船即疾步如飞。不久,他发现身后始终有人跟踪,便转身进了一家客栈,请茶房代为买了一身中国的灰色长衫穿上继续赶路,跟踪的人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年仅28岁的陈望道,他因为五四运动爆发,匆匆从日本赶回国内。回国后第二年,他翻译了一本《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848年2月,年仅28岁的恩格斯和30岁的马克思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首版。虽然它只是一本封面简单朴素、只有23页的德文小册子,但它的出版,却开启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成了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文献之一。72年后的1920年,中国暗流涌动,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激情勃发,却又踌躇迷茫。他们渴望改变,想要有所作为,又不知路在何方。就在此时,同样年轻,年仅29岁的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村住宅旁那间破旧的柴房里,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变成了方块文字。随着《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的出现,“共产主义”来到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家。

       

       历史的选择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一封来信,说《星期评论》总编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捎给他一本戴季陶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片段,但却没有一个人把它全文翻译过来。当时戴季陶也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觉得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结识了日本一些著名学者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很喜欢看他们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文章,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另外,他在日本学的是文学,精通日语,汉语功底也很好,同时还精通英语。三个条件都吻合,所以邵力子推荐他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邵力子之所以推荐陈望道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应该还与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从事的语文改革有关,与他在“一师风潮”中的表现有关,与他先前已在报刊上刊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关。

       

      在“一师风潮”中,陈望道是“一师风潮”中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关注;而从陈望道在报刊上刊出的文章和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又可见陈望道思想的先进和翻译的功底。所以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而不是别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陈望道个人的一种主动选择,因为他在此前刚经历了“一师风潮”的冼礼。

       

      在“一师风潮”中,陈望道得到了锻炼也接受了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浙江一师风潮“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就这样,当局已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这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陈望道说:“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之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在接见外宾时也曾经说过:“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它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

       

       “够甜,够甜了!”

       

      为了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译书,陈望道躲进了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柴屋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屋里除了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什么都没有。分水塘村早春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到了晚上,冻得他手脚发麻。

       

      因为译书经常要熬夜,没几天,陈望道就瘦了不少。他母亲十分心疼,特地包了粽子,配了些家乡特产红糖,给陈望道补补身体。他母亲把粽子和红糖送进去后,过了一会,在屋外问道:“是不是还要加点糖?”就听陈望道说:“够甜,够甜了!”等到陈望道母亲进去收拾碗碟的时候,看到陈望道满嘴都是黑乎乎的,原来他把砚台里的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给吃了!就是这样,他全然忘我地一字一字地斟酌,一字一字地推敲,陈望道“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的,而且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也不多,但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这样翻译的:“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以后的多个版本,对第一句的译法都不尽相同。改来改去,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成仿吾新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这种译法,与陈望道的译法十分接近。

       

      陈望道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也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良运动。他用通畅的白话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隔98年的今天来看仍十分流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陈望道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还随处可见一些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通过与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的比较,可以看出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1920年5月,《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于是,陈望道带着译稿来到上海。戴季陶原来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但这个刊物因为进步倾向太明显了,被勒令停办,所以一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才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

       

      那时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为封面是红色头像,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首版只印了1000册,目前国内仅存12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都有。1920年9月,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信仰,因字字句句清晰起来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还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陈望道本人来说,则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才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信仰。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是先从学习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开始的,他们传阅、热议,甚至是辩论,如饥似渴地在字里行间寻求答案。在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21年“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除了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青年,有报国激情、爱国理想,就是找不到一本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文书籍,陈望道在“一师”的学生施承统、俞秀松就是在看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20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时,看到了陈独秀正在校对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他很是欣喜,信仰也因字字句句清晰起来。

       

      十多年后的一天,在延安窑洞前,毛泽东对外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一本书就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又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文化教员陈望道给他们作讲解。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笔者清楚地记得,1975年陪同父亲赴北京参加四届人大常委会期间,父亲去探望病中周恩来时周恩来还关切地问起:“你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找到了没有?”,陈望道摇摇头说:“还没有找到……”。

       

      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边看展览边向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蘸着墨汁吃粽子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并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正如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共产党宣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理想和目标的信仰之源。

       

       时光流泻。如今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它的中译本也诞生98年了。近一百年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才有了一个今天强大的新中国。陈望道第一个全文引入的《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