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
导读:送给大家八个字：沉潜、创造、酣畅、自由。这也是我对演讲的主题——“大学之大”的理解。
我觉得“大学之为大”，就在于首先它有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
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
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
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
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
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
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
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
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
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
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
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
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
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
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到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问题是到了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的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狭窄。现在有些学者的精神气质、气度、精神修养上与前辈学者有距离，而这个距离不是临时努力读书能够弥补的。
精神气质差异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在于缺少文理交融的境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学理工的有没有文学修养和学文学的人有没有自然科学的修养就会显出高低了。知识结构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一个人能否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的精神境界。
理科学生首先要成为专业的人才，这个门槛是不容易进的。相对来说，学文科的是考试难，进了大学要毕业非常容易。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理科，所以把理科看得很神圣。
学理科确实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把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容易把自己的专业技术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
当然这个问题文科生不是不存在，但理科学生更容易把技术看作是一切，这样实际上就把专业功利化、把个人工具化了，就成为了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科学技术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于理科学生来说首先要进入专业，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要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人才。但同时要走出专业，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要看到专业技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在座的还有许多学外语的同学，在这里我还要对你们做一点忠告。我发现这些年外语学习越来越技术化、工具化，学外语就是学语言，缺少了对文化的学习。学英语、学俄语恰好缺少对英国、俄国的文化、文学的必要修养，这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曾经为北大外语系硕士生考试出我们专业的考试题，我就发现最简单的题他们都做不出来，连胡风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其实 是一种职业的危机，随着外语教育的发展，以后说外语对年轻一代是越来越寻常的事，如果你仅仅是把语言说得流利，而不懂得语言背后的文化，你就失去了优势。
当年周作人就说：“不能只盯着英语文学，我们还有德、法，还有朝鲜、蒙古”。这就是世界眼光，尤其就全球化以后的发展大趋势来看，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学语言的人不仅要精通一种语言，还要旁通几种语言，这需要一种更开阔的视野。
因此所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实际上是如何设计自我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大学期间自我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周作人对知识结构的设计能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我们的知识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认识人自己。
要围绕着认识人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周作人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读书：第一，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因此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医学知识;第二、要认识人类就应该学习生物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第三、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学习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第四、“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第五、“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他说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门，同时又是一个杂家，周作人提出的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学期间我们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怎样打基础呢?我有这有这样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学好几门最基础的课程。一个是语言，包括中文和外语，这是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的学习，你们的外语水平都比我强得多了，我非常羡慕。但是却忽略了对中文的学习，包括许多学中文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有文章写不通，经常出现文字、标点的错误。
有一些学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这样一个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语，造成母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越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问题越严重。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要通一门或者两门外文，不能偏废。在注意语言的同时，还有两门学科的修养值得注意。一个是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还有一个是数学,数学和哲学都是最基础的学科，也同样关系着人的思维问题。
当然，不同的专业对数学和哲学的要求不一样。但所有学科的所有学生都要打好一个语言、哲学与数学的底子。这是关系到你的终生学习与终生发展的基础。
第二方面，必须打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底子。我认为在专业学习上要注意两个要点。一个是要读经典著作。文化讲起来非常玄、非常复杂，其实都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著作生发出来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中国早期的文史哲是不分的，中国的文史哲、中国的文化其实都是从几本书生发出来的，就是《论语》、《庄子》、《老子》这几本书。有这个以后你的学术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就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而言，我就要求学生主要要读三个人的著作：鲁迅、周作人、胡适。把这三个人掌握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你就拎起来了，因为他们是领军人物。专业学习要精读几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在这几本经典著作上必须下足够功夫，把它读熟读深读透。这是专业学习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掌握专业学习的方法。通过具体学科、具体课程的学习，掌握住专业学习的方法。这样在专业方面，你既打了基础，有经典著作做底子，同时又掌握了方法，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去不断深造了。
我刚才说过理科学生也要学文，那么学什么呢?我也主张读几本经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几个原点性的作家、作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他这个民族是家喻户晓的。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到这些原点性作家这里来寻找思想资源。
具体到我们民族，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大体可以读这样几本书：首先是《论语》、《庄子》，因为这两本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最早的源头。第二，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就必须读《诗经》、《楚辞》，还要读唐诗。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唐诗是我们民族文化青春期的文学，它体现了最健全、最丰富的人性与民族精神。第三是《红楼梦》。这是总结式的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个是鲁迅，他是开现代文学先河的。我觉得理工科学生即使时间不够，也应该在以上所谈的那四五个至少一两个方面认真读一点经典著作。
我建议开这样的全校性选修课，你们修这样一两门课。有这样一个底子，对你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
第三方面，要博览群书。要学陶渊明的经验——“好读书不求甚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随便翻翻”，开卷有益，不求甚解。
我们曾经开玩笑，也是北大人比较自豪的一点，说“我们的学生就是四年睡在寝室里不起床，他听也听够了。”因为那地方信息广泛，什么消息、什么人都有，听够了出去就可以吹牛。你人才是熏陶出来的，是不经意之间熏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我做王瑶先生的学生，王先生从来不正儿八经给我们上课，就是把我们带到他客厅沙发上胡吹乱侃，王瑶先生喜欢抽烟斗，我们就是被王先生用烟斗熏出来的。我现在也是这么带学生，我想到什么问题了，就让学生到我家的客厅来和他们聊天，在聊天中让学生受益。真正的学习就是这样，一边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基本的经典读熟、读深、读透，一边博览群书，不求甚解，对什么都有兴趣，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
三、沉潜十年：最诚恳的希望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读书、学习是要有献身精神的。我至今还记得王瑶先生在我刚刚入学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对我说：“钱理群，一进校你先给我算一个数学题：时间是个衡量，对于任何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常识——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就看你如何支配，这方面花得多了，另一方面就有所损失。要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不能求全。”
讲通俗点，天下好事不能一个人占了。现在的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把好事占全，样样都不肯损失。
我认为落实到个人物质首先是第一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得很清楚，生存、温饱是物质方面的，发展是精神方面的。在物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之前是谈不上精神的发展的。
但是你基本的物质权利得到保证了，那各位同学就应该考虑如何设计、安排自己今后的一生，并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你一门心思去追求物质也可以，但你就不要想精神方面要怎么样。将物质要求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那你精神方面一定有损失，这是肯定的。
我对自己也有设计：第一，我的物资生活水平要在中等，最好要在中上水平。但具备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就不能有过高的物质要求，因为我要求我的精神生活是第一流的。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不是阿Q精神。
我讲的献身精神不是像过去讲的那样，什么物质也不要只是去献身。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全，恨不得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稍有一点不满就牢骚满腹，我见过很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这是不行的。这是你做的选择，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反过来才又会有所得。
另外在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我有一个对我的研究生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沉潜十年》。“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
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包括北大的学生都面临很多诱惑。北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诱惑太多，因为有北大的优势要赚钱非常容易。我还有就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北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非常兴奋，充满种种幻想。一年级的时候混混沌沌的，到了二三年级就觉得自己失去目标了，没意思了。看看周围同学不断有人去经商，去赚钱，羡慕得不得了。再看到有人玩得非常痛快，也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受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懒惰。
现在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懒惰。有的人非常热心地做社会工作，我不反对做社会工作，但有的人目的性极强，过早地把精力分散了，就无法沉下来，缺少长远的眼光，追求一时一地的成功。同学们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参与现实，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有这四年是独立自由的，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赚钱以后有的时间赚，从政以后有的时间搞。这四年你不抓紧时间，不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会悔之莫及。
我跟我的学生谈得非常坦率，我说：我们讲功利的话，不讲大道理。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最后一切还得靠自己。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但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毫无道德原则的什么事都干，应该是于心不甘的吧。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的混一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
今后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社会。在这种发展迅速、变化极快、知识更新极快的社会，你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工作，这就靠你们的真本事。这样，你才会适应这个迅疾万变的社会。
“沉潜十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沉下来，十年后你再听我说话，这才是好汉!因此，你必须有定力，不管周围怎么样，不管同寝室的人怎么样，人各有志，不管别人怎么做生意，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底子打好。
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着眼于自己的、也是国际、民族的长远利益，扎扎实实，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从整个国家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代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沉潜十年，这是我对大家最大、最诚恳的希望。
在沉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会面临两个难关：第一，面对经典你进不进得去。所谓进不进得去是讲两个障碍，第一就是文字关。现在中文系许多学生古文都读不通了，标点都不会点了，那你还谈什么进去，这就是文字关。
还有更难的，中国的文化是讲感悟、讲缘分的。你读得滚瓜烂熟却不一定悟得到，找不到它的底蕴，体会不到它的神韵，也就无缘。进去以后更难的就是出来的问题，因为东西方传统文化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博大精深。在你没读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指指点点，你读得越懂就越佩服它，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你就被他俘虏了，跳不出来了;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还不如不进去的好。
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人问我：“钱先生，您和鲁迅是什么关系?”我说了三句话：第一、我敢说我进去了。进去很不简单啊，这是很高的自我评价;第二、我部分地跳出来了;第三、没有根本地跳出来。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不是我不想跳，我当然想能跳出来超越鲁迅，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那是什么境界啊!所有的学者都向往这样一个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力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跳不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失去了自我，所以这是更难的一。
记得当年闻一多先生去世的时候郭沫若对他的一个评价：“闻先生终于进去了!但是闻先生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们讲“沉潜”也面临这个问题：你怎么“进去”又怎么“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大家对这样的前景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把它简单化。否则你沉了一年又进不去，觉得很苦就退出来了。更不能“三分钟热度”，受到某种刺激，比如说今天听了我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兴奋了，明天就进图书馆了，进了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遇到了“拦路虎”，啃不下去了，或者看到别人都玩得很痛快，觉得自己这么苦读，有点划不来，就不干了。这样不行，不能知难而退，要知难而进，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沉潜”就要有一种韧性精神。
鲁迅曾经谈到天津的“青皮”，也就是一些小无赖，给人搬行李，他要两块钱，你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还说要两块，对他说道路近，他还是咬死说要两块，你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块。鲁迅说：“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就是你认准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沉下来读书，那就死咬住不放，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失败，都不动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叫认死理，拼死劲——听说山东汉子就有这样的传统，你们的父老乡亲中就有这样的人，在我看来，要干成一件事，要干出个模样，就得有这样的精神，有这股劲头。这看起来有点傻，但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傻劲，而现在的人都太聪明了。
我希望大家沉潜十年，不是说不沉潜十年这个学生就不行了，人各有志，是不必也不能强求的。但你如果有志于此，那我就希望你沉潜十年，你实在沉潜不了，那也就罢了，但是你得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事去做，找到适合你自己的生存方式。
四、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
话又说回来，读书是不是就只是苦呢?如果只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号召大家吃苦我就不讲道德了。世上真正的学术，特别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愉快的。现在我讲学术的另外一个方面。这话要从我读中学时说起。
我读中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很受老师宠爱，品学兼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学文学，数学老师劝我学数学，当然后来我学了文学。高考时用今天的话说“非常牛”，所以我报考了取分最高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让我向全校的学生介绍学习经验，讲一讲为什么学习成绩这么好。
我是南师大附中的学生，我的经验现在在南师大附中还很有影响，我们学校的同学老师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经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说：“学习好的关键原因是有兴趣，要把每一课当作精神享受，当作精神探险。我每次上课之前都怀着很大期待感、好奇心。”这一点其实说到了学习的本质。
学习的动力就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当时只是一个中学生朦胧的直感，后来才体会到这背后有很深的哲理。作为人的我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认知的关系。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已经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世界在等着我去了解。而我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基于这样一种生命个体和你周围世界的认知关系，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只有这种期待和好奇才能产生学习探险的热忱和冲动。这种好奇心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的原动力。
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发现，别人做不了?显然是你内心所有的东西被激发了以后你才能有所发现。因此你在发现对象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这是一种双重发现——既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金岳霖先生说读书研究是为了好玩，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从本质上说，学习和研究是游戏，一种特殊游戏。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
读书是常读常新的。我读鲁迅的书有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阅读，每一次研究都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你得永远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才能保持永远的快乐——这是会读书与不会读书，真读书与假读书的一个考验。
我也在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从北大的一个老教授、一位诗人——林庚先生那里找到了答案。林庚先生上的最后一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林庚先生的绝唱。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时候，系里让我组织退休的老教授来上最后一堂课。当时我去请林先生讲课时，他就非常兴奋，整整准备了一个月，不断的换题目，不断的调整内容，力求完美。
他那天上课是我终生难忘的，他穿着一身黄色衣服，黄皮鞋，一站在那儿，当时就把大家镇住了。然后他开口讲诗，说“诗的本质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然后他讲了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唐诗，讲得如痴如醉，我们听得也如痴如醉。这堂课上完了我扶他走，走出教室门口就走不动了。回到家里就大病一场，他是拿他生命的最后一搏来上这堂课的，所以就成了绝唱。他自身以及他的课都成了美的化身，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极高的教学境界。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
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的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时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人类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其实都是赤子。
今天讲大学之大，大在哪里?就在于它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在于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刚才讲的金岳霖先生他天真无邪、充满了对自己所做事业的情感，而且是真性情，保持小孩子的纯真无邪、好奇和新鲜感。这样才能够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们有星斗般的文章，又有赤子之心。
说到真性情，我想稍微做一点点发挥，一个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他都有真性情，古往今来皆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苏轼哪一个不是有真性情的人，鲁迅也有真性情。而今天保留真性情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也可能包括大学生，连我自己在内都在做游戏，游戏人生。而且这戏必须做下去，而且如果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就会受到谴责，为社会所不容。
所以我经常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全民族的大表演。我进而想起鲁迅的一句格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实的深刻的痛苦，真实的深刻的欢乐。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做个真性情的人的问题。
大学之所以大，就在于它聚集了一些真性情的人。最真实的时候就是青年时代，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这时你还没有真性情，那就完了。我现在发现，年轻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经常说：“钱老师，你真天真!”这是季节的颠倒!你们才是该天真，我应该世故!
五、两层理想：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
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
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你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那你就会被黑暗压跨。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经常讲，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讲具体一点。我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贯自觉地走“白专”道路，所以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是就不准许我读研究生。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现在看是旅游胜地了，当时是很荒凉的。
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头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想跳出来，人家不让我考。
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人总要有一种成功感，如果没有成功感，就很难坚持。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让考，所以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也许旁边人看见我感觉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觉神圣就行了。我后来果然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慢慢地在地区也很有名，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仅有这一目标，人很容易满足，还得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目标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目标。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有这样一个努力目标，就使我一边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边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
文革结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基础很有关系。但是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一九六零年到贵州，二十一岁，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三十九岁，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车，而且当我知道可以报考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的时候，连起码的书都没有。
当时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个研究生，却有八百人报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
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诉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讲我的鲁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初没有抓住机会，没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还在贵州安顺或者贵阳教语文，但我仍不会后悔。如果在中学或是大学教语文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发挥，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我还是能在教学工作中，就象几十年前一样获得我的乐趣，获得我的价值。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对在座朋友有一点启示，就是你必须给自己设置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没有现实目标，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坚持下来。
所以一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这十八年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认定了就要这么做。
我就是把这样的经验带到我进入北大之后的几十年生命历程之中。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标、大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
在我结束演讲的时候，送给大家八个字：沉潜、创造、酣畅、自由。这也是我对演讲的主题——“大学之大”的理解。我觉得“大学之为大”，就在于首先它有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所谓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创造的生命，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
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为底，在将来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这样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至为整个世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这就是“大学之为大”。
文章来源于：钱理群《致青年朋友》
（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